從上海到咸陽:外婆在西北橡膠廠支內的33年

發布時間:2021-08-30 10:48:48   人瀏覽 來源: 橡膠技術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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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時候家里一直是外婆掌勺,紅燒肉圓、糖醋排骨是她的拿手菜,也是我最愛吃她燒的菜。外婆說話嗓門很大,我經常還沒到家就能聽到她的聲音。孝順、熱心、好助人為樂,是和外婆接觸過的人眼里的她,F在,她每天的生活重心幾乎都圍繞著太婆轉。每次大家族里有人生病,外婆也都一馬當先去照顧。作為共產黨員的她,小區居委會的黨員會議一次不落,每天認真地刷學習強國。她也和眾多上海阿婆一樣,喜歡噶訕胡,炒股,看燒飯和養生節目,經;钴S在家族群里,轉發各類小道消息。

1971年,外婆抱著兒子,也就是我的舅舅。

這些都是自我有記憶起,腦海里的外婆印象。我出生時,外婆就已經五十幾歲了,所以我不曾知道,她年輕時的模樣。如果不是媽媽告訴我,我不會知道,外婆曾經在陜西咸陽“支內”(支援內地建設),呆了整整33年。就像外婆那一輩人一樣,她曾身體力行地投身到新中國的建設。西北的黃土高坡見證了她從一個20歲的小姑娘“琴”變成53歲的外婆。

盡管外婆經常包攬家族的一切事務,做事雷厲風行,像是大姐,但其實她在7個兄弟姐妹里排第五。在1960、70年代,太公太婆和他們的7個孩子走上了不同的建設祖國的道路。一家9口人,1個當兵,4個到外地插隊落戶,4個留在上海的工人……

老大在1950年參軍,當文藝兵。老二是上海鋼鐵一廠的工人。1960年,18歲的老三支援內地建設,去了山西太原。1963年,老四也緊跟哥哥的步伐做 “支青”,加入新疆建設兵團。

“琴”的父親在上海鐵路局工作,母親在紡織廠忙著做活。哥哥姐姐有的上班,有的遠走他鄉支援建設,12歲的“琴”成了家里最大的孩子,她必須一人獨當一面,帶妹妹、燒飯、做衣服……為了給自己和家人多添幾套新衣,“琴”從外面買來做衣服的紙板,自學縫紉;蛟S,長大后她可以開一家裁縫鋪。

但當時,祖國更需要她,街道已經給她分配好了任務。1965年,剛滿18歲的“琴”成為了“支內”,先在上海橡膠廠接受一年多的培訓,再前往陜西咸陽支援當地建設。不久,老六也去了安徽黃山做“支內”,年齡尚小的老七留在了上海環保局。

1967年4月份,20歲的“琴”與她的兄弟姐妹一樣,收拾好一個大行李箱,裝好春夏秋冬的衣服、被褥和毛毯,作好了一別數年的準備,一人踏上了遠離家鄉的旅途。

“琴”先坐火車到達南京,那時還沒有橫跨長江的大橋,她和其他六十幾名“支內”只能坐輪船擺渡到對岸。輪船很小,只有兩節,八個小時后,他們才全數坐上開往咸陽的綠皮火車。

39個小時,“琴”記得很清晰,她坐的是硬座,車內很擁擠,行李架被塞得滿滿當當,過道、甚至廁所都站滿了人。下了火車,他們坐上敞篷的大卡車開往他們日后生活和工作的地方,西北橡膠廠?ㄜ嚦霭l了,輪胎刮起一陣黃土地的風沙。路途遙遠,但沿途并未有多少風景。經過了一個棉紡織廠后,映滿眼簾的只剩下荒無人煙的黃土高原,和遠在天邊的秦嶺山脈。這就是“大西北”。

橡膠廠里的員工來自五湖四海,天津、北京、沈陽……從上海到咸陽,從南方到北方,“琴”最大的感受是“吃不慣”。在上海,盡管物質也很匱乏,一家幾口擠在20幾平方米的屋檐下,“琴”一家還是能用各種糧票換來白米飯、細面和炒青菜。在三年自然災害期間,“琴”只能到鄉下的地里挖野菜的梗吃,把稀少的大米煮成爛糊的稀飯。而在咸陽,能吃到的只有粗糧,像石頭一樣硬的窩窩頭、包谷米、包谷面,難以下咽。那以后,“琴”和上海的同事們每每回家,都會背回來一大袋二三十斤的大米。就連小孩來看父母,也要承擔起這個帶米的重任。

1975年,外婆與車間同事的合影,右邊第二是外婆,只有她當時往外瞟了一眼,沒看鏡頭。

“琴”在生產橡膠管的車間工作。她尤其注重衛生,每天7點鐘提早到廠,6點鐘晚下班,起早貪黑地做工,打掃衛生……自1969年開始,“琴”每年都是廠里的勞模,家里放著好幾個單位送的“銅吊”(水壺)。頒發的獎狀多到能捆成一大包,不懂事的女兒甚至拿來做包書紙,被班主任罵了一通。

在那個特殊年代,廣播里放著毛主席語錄,上班前、下班后的班會上,他們都要拿出隨身攜帶的“小紅本”,朗讀背誦,那些話早已爛熟于心。在1979年對越自衛反擊戰時,上面派下了10萬米止血帶的任務,必須完成。廠里氣氛緊張,“人能停,機器不能停。”為此,“琴”三天三夜沒有回過家,幾乎不眠不休,撐不住就在案板上瞇一會兒。身旁的機器一直冒出蒸汽,使三四月溫和的天氣蒙上一股熱浪。

1979年,外婆在車間工作,加班加點生產止血帶,最右是外婆。

外婆在談到“支內”的那些年時,她的情緒與往常一樣激動,好像這些事情是理所當然的,每個人都經歷過的。當我問到文化水平時,她聲音變小了,說自己上學要走半個多小時的路,對學習不太積極,“我初中畢業倒好了,說不定可以留下來。”然后她像突然反應過來一樣,手一揮,好像在驅趕空氣中的什么東西,說:“這個不要寫,丟人的。”

外婆每說完一段話,就會總結一樣感嘆道,“真苦,那時候是真的苦。”“真苦”這個詞我已聽了不下十遍。在我的印象里,外婆一直都是不怕苦不怕累的人,從來不抱怨,我難以想象她口中的苦。好在那些日子她有外公“忠”的陪伴。

“忠”當初在上海橡膠廠做學徒時,對“琴”一見鐘情。一開始,“琴”并未接受忠的表白。但“忠”很堅持,跟著“琴”去“支內”,一路追到了咸陽,與“琴”一起在橡膠廠工作。“琴”被他的真誠感動,在1970年,他們到西安民政局領了結婚證。那時候的結婚證只是兩張薄薄的紙,遠看像獎狀一樣。最上方有毛主席“實現婚姻自由,男女平等”的大紅字。沒有任何儀式,只有一張兩人的黑白照片留念。

1970年,外公和外婆的結婚照。

1971年,“琴”生了個兒子。第二年,女兒出生,也就是我媽媽。工廠的生活太忙,直到“琴”分娩前一周,都還在工作。他們根本沒時間帶孩子,也心疼孩子跟著他們受苦,所以“琴”回上海休產假時,把兩個孩子留給了母親。每隔兩年,一家才能團聚。在父母回來的那天晚上,孩子會反反復復地從睡夢中猛地清醒,強撐著疲累的眼皮,等他們到家。

1974年,外婆抱著我媽,外公抱著舅舅的一張全家福。

我的媽媽11歲時,她和舅舅回到了父母身邊。媽媽初到咸陽,看到“只在電影里有”的光著膀子、頭上扎著白布條的農民,和周圍的荒地,簡直和上海一個天一個地,她登時嚇哭了。那是許多支青、支內子女的困境,他們既想呆在父母身邊,又難以適應當地的環境。媽媽在咸陽呆了七八年,才回到上海,遇到了我爸。她很愛吃西北美食,涼皮,肉夾饃……她總感嘆,“我們西北橡膠廠那兒的涼皮最好吃。其他地方都比不上。”她會找那兒的朋友幫她買一箱箱的涼皮寄到家里。

1995年,“琴”48歲,因軍工廠工作涉及有毒有害物質,她可以提早退休。“琴”在職期間表現優異,廠里繼續聘用她培訓新人。直到2000年,“琴”才真正地回到故鄉,上海。2001年,我出生了,“琴”當上了外婆,成為了我記憶中的她。

1985年,媽媽、舅舅、外公外婆、太公太婆在西安游玩的合影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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